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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为什么不好看?(上)  

2010-06-08 11:27: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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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体育6月8日独家评论,特约国际足球专家卢劲

编者按:世界杯进行至第十九届才第一次光临非洲大陆。然而在本文作者看来,以国家队模式集结在一起,用四年时间打造的世界杯却有可能日渐式微,因为世界杯只是个衍生物,随着城市和俱乐部足球的繁荣,它必将走向没落。

 

现代足球起源于欧洲城市,是城市间的德比之战,让足球第一次拥有了超越身体冲撞与赛场的泛社会化魅力。之后,又如波浪一般,从英国的大小港口出发,席卷全世界。发生的时间,正是欧洲的工业革命之后,所以足球一直都有一股子浓烈的蓝领汗碱味道,在随着商船与兵舰传播到世界的港口后,总免不了与当地的产业劳工们发生关系。

由于源起于城市和俱乐部,及其衍生的蓝领气质,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足球最重要的一个基因标识,此后许多演进的现象,都脱离不了它的藩篱。

在工业化后的城市中,在城市细分后的社区里,俱乐部(CLUB)是产业劳工一级很重要的社会组织。如果有兴趣去厘清那些古老球队的起源,你会发现很多我们称为俱乐部的诞生地,其实就是当地简陋的小酒馆。对中国人来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类似例子:1922年中国共产党初次尝试的工人运动——安源路矿大罢工,其组织核心就是在中国劳工阶级中建立的新生事物:“工人俱乐部”。而当时与资方谈判的重要条款之一,就是要承认俱乐部是工人的代表机构。

俱乐部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但在欧洲城市当中,以它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却从来是一个城市之所以成立最基本的基石。

城市的强大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政治的结果。隋炀帝即位营建东都洛阳,一纸诏书,把关东5万富贾大户迁来充实洛阳,一时间比肩继踵挥汗成雨,洛阳城人稠物穰,奢华溢城。但荣衰皆系于政治的结果是,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古都早不复昔日荣光,而当年不能望其项背的伦敦、巴黎如今却老而弥坚。

与此相反,城市在欧洲的起源绝非王侯的城堡。而是在城堡之外、水陆码头等处经年而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些脱离了当时经济生活的主体庄园后拥有自由身份的人,必须形成自己的聚居之地。

城市依傍贵族领主所居住的城堡、或者教堂和修道院而建。领主和主教们不让他们在城堡内居住,于是他们就在城墙外不远处定居下来,形成工商业社区。

在十字路口、水陆码头、交通中心等交通要道上,也在形成兴起城市。在这些地方,有农夫、手工业者等人,沿道路修建房屋店铺,夹道的房屋为来往商旅行人提供饮食住宿,最终形成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社区和集市。

一旦形成了一个手工业和商业的社区,社区内部就会自发形成不同的行会、工会与协会以至于俱乐部,作为自我管理的组织,这是城市发展的最自然的一种结果。甚至还要建造城墙以保卫自己。他们由此而被称为“堡民”。城堡是bourg堡民就是bourgeois。今天bourgeois译成布尔乔亚——那就是资产阶级和生意人。在中世纪的德意志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城市与俱乐部是谈欧洲足球绕不开的话题。源出自治城市内部中的俱乐部,它所效忠、它所归属之地,必然只是城市甚至社区。今日欧洲足球的核心单元依然是依附于城市的俱乐部,有着上述的历史根源。

而与欧洲城市足球相对应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世界杯、欧洲杯这类赛事。而民族国家的起源,却远远晚于城市的兴起。这和我们中国先有国家后有城市的发展逻辑完全相反。

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以及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直接催生了尼德兰7省低地联合共和国的独立,同时承认瑞士、萨伏依、米兰、热内亚、曼图亚、托斯卡纳、卢卡、摩德纳及帕尔玛为独立国家。这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肇始。这些马铃薯一样的微型国家,基本都是以城市邦联为立国基本。

通常认为,欧洲在19世纪之前,人们有城市、区域乃至宗教的效忠,但并无国家的概念。形象说,如果你问一个18世纪的德国妇女她是哪里人(一个关于归属的提问),她的回答首先是慕尼黑人,想想再补充说是巴伐利亚人,然后再转头告诉你,她还是一个新教徒。

直至进入到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在与四大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罗曼诺夫王朝治下的沙俄以及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的对抗中发力。战后四大多民族的帝国崩溃,民族国家在战火的废墟上如雨后的春笋顽强诞生。

到了这个时候,法国人——早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就在向欧洲输出民族国家的理念与革命——开始通过体育,包括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样的国家间的赛事,提供一个凸显新兴民族国家形象,提升国民对国家概念之忠诚,国家间以体育竞争方式相互承认对方之合法性的大平台。这个平台的出现的内需十分旺盛,在之前的君主制下,帝国的合法性大都源于上帝的神授和君主血缘关系的亲疏。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必须要有新的方式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法国人是这方面的先知和好事者,世界杯的创始人雷米特、欧洲杯的创始人德劳内、现代奥运会的缔造者顾拜旦男爵,都是清一色的法国佬。

但这个平台在推出之初,却并不为欧洲叫好。

其原因还是在于,欧洲民族国家虽然可以在战火与刀剑下划割出彼此的边界,但城市以及在城市基础建立起的社会,依然强过国家。这也就是唐德刚教授所言,欧洲是“社会强于国家”,而古老的中国却正好相反。

在社会强于国家的结构下,社会资源在城市与国家的分配,是通过契约、协商等博弈手段完成,国家无法凌驾于社会之上去完成通常宏大的举国目标,国家还没有成长为超越城市的民族精神共同体。这个时期的欧洲人,也显然还不适应城市与国家的双重效忠。

一战结束的1919年雷米特担任法国足协主席,1920年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国家为单元的世界杯。欧洲人,特别是足球最发达的英伦三岛,对他的提议极为冷淡。而在布鲁塞尔,雷米特遇到了他的贵人——时任乌拉圭驻欧洲的外交官布埃罗。这个时候距离乌拉圭建国100周年(1925年)为时不远,而乌拉圭在这100年间不断与强邻巴西和阿根廷激烈杯葛,他们需要世界杯这个新生儿来为自己背书正名。布埃罗给雷米特开出的诱惑条件无法拒绝:所有参赛队的车船差旅费和日用花销,每人每天75美元,外加50美分的零用钱,全部由乌拉圭政府买单。

雷米特拿着这样的底牌继续游说欧洲,但仍旧无人喝彩。国际足联迟到1929年才通过决议,由乌拉圭举办1930年首届世界杯。还好乌拉圭人有足够的耐心,1930年对他们同样有价值:这是他们的宪法颁布100周年,他们修建了百年纪念球场迎接世界杯。

欧洲辜负了乌拉圭人。到了1930年只有4支球队甘愿坐上一个月的轮船慢慢悠悠抵达蒙得维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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