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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为什么不好看?  

2010-06-10 12:05: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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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体育独家评论,特约国际足球专家卢劲

作者简介:卢劲,1973年生,贵州人,网名阿兰希勒,先后担任《足球周刊》、《体育画报》主编助理,现为《体育画报》编辑总监。其撰写的国家足球评论被称为“书卷香浓的足球散文”。

 

现代足球起源于欧洲城市,是城市间的德比之战,让足球第一次拥有了超越身体冲撞与赛场的泛社会化魅力。之后,又如波浪一般,从英国的大小港口出发,席卷全世界。发生的时间,正是欧洲的工业革命之后,所以足球一直都有一股子浓烈的蓝领汗碱味道,在随着商船与兵舰传播到世界的港口后,总免不了与当地的产业劳工们发生关系。

由于源起于城市和俱乐部,及其衍生的蓝领气质,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足球最重要的一个基因标识,此后许多演进的现象,都脱离不了它的藩篱。

在工业化后的城市中,在城市细分后的社区里,俱乐部(CLUB)是产业劳工一级很重要的社会组织。如果有兴趣去厘清那些古老球队的起源,你会发现很多我们称为俱乐部的诞生地,其实就是当地简陋的小酒馆。对中国人来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类似例子:1922年中国共产党初次尝试的工人运动——安源路矿大罢工,其组织核心就是在中国劳工阶级中建立的新生事物:“工人俱乐部”。而当时与资方谈判的重要条款之一,就是要承认俱乐部是工人的代表机构。

俱乐部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但在欧洲城市当中,以它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却从来是一个城市之所以成立最基本的基石。

城市的强大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政治的结果。隋炀帝即位营建东都洛阳,一纸诏书,把关东5万富贾大户迁来充实洛阳,一时间比肩继踵挥汗成雨,洛阳城人稠物穰,奢华溢城。但荣衰皆系于政治的结果是,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古都早不复昔日荣光,而当年不能望其项背的伦敦、巴黎如今却老而弥坚。

与此相反,城市在欧洲的起源绝非王侯的城堡。而是在城堡之外、水陆码头等处经年而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些脱离了当时经济生活的主体庄园后拥有自由身份的人,必须形成自己的聚居之地。

城市依傍贵族领主所居住的城堡、或者教堂和修道院而建。领主和主教们不让他们在城堡内居住,于是他们就在城墙外不远处定居下来,形成工商业社区。

在十字路口、水陆码头、交通中心等交通要道上,也在形成兴起城市。在这些地方,有农夫、手工业者等人,沿道路修建房屋店铺,夹道的房屋为来往商旅行人提供饮食住宿,最终形成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社区和集市。

一旦形成了一个手工业和商业的社区,社区内部就会自发形成不同的行会、工会与协会以至于俱乐部,作为自我管理的组织,这是城市发展的最自然的一种结果。甚至还要建造城墙以保卫自己。他们由此而被称为“堡民”。城堡是bourg堡民就是bourgeois。今天bourgeois译成布尔乔亚——那就是资产阶级和生意人。在中世纪的德意志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城市与俱乐部是谈欧洲足球绕不开的话题。源出自治城市内部中的俱乐部,它所效忠、它所归属之地,必然只是城市甚至社区。今日欧洲足球的核心单元依然是依附于城市的俱乐部,有着上述的历史根源。

而与欧洲城市足球相对应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世界杯、欧洲杯这类赛事。而民族国家的起源,却远远晚于城市的兴起。这和我们中国先有国家后有城市的发展逻辑完全相反。

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以及战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直接催生了尼德兰7省低地联合共和国的独立,同时承认瑞士、萨伏依、米兰、热内亚、曼图亚、托斯卡纳、卢卡、摩德纳及帕尔玛为独立国家。这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肇始。这些马铃薯一样的微型国家,基本都是以城市邦联为立国基本。

通常认为,欧洲在19世纪之前,人们有城市、区域乃至宗教的效忠,但并无国家的概念。形象说,如果你问一个18世纪的德国妇女她是哪里人(一个关于归属的提问),她的回答首先是慕尼黑人,想想再补充说是巴伐利亚人,然后再转头告诉你,她还是一个新教徒。

直至进入到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在与四大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罗曼诺夫王朝治下的沙俄以及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的对抗中发力。战后四大多民族的帝国崩溃,民族国家在战火的废墟上如雨后的春笋顽强诞生。

到了这个时候,法国人——早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就在向欧洲输出民族国家的理念与革命——开始通过体育,包括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样的国家间的赛事,提供一个凸显新兴民族国家形象,提升国民对国家概念之忠诚,国家间以体育竞争方式相互承认对方之合法性的大平台。这个平台的出现的内需十分旺盛,在之前的君主制下,帝国的合法性大都源于上帝的神授和君主血缘关系的亲疏。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里,必须要有新的方式来确认自身的合法性。法国人是这方面的先知和好事者,世界杯的创始人雷米特、欧洲杯的创始人德劳内、现代奥运会的缔造者顾拜旦男爵,都是清一色的法国佬。

 

但这个平台在推出之初,却并不为欧洲叫好。

其原因还是在于,欧洲民族国家虽然可以在战火与刀剑下划割出彼此的边界,但城市以及在城市基础建立起的社会,依然强过国家。这也就是唐德刚教授所言,欧洲是“社会强于国家”,而古老的中国却正好相反。

在社会强于国家的结构下,社会资源在城市与国家的分配,是通过契约、协商等博弈手段完成,国家无法凌驾于社会之上去完成通常宏大的举国目标,国家还没有成长为超越城市的民族精神共同体。这个时期的欧洲人,也显然还不适应城市与国家的双重效忠。

一战结束的1919年雷米特担任法国足协主席,1920年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国家为单元的世界杯。欧洲人,特别是足球最发达的英伦三岛,对他的提议极为冷淡。而在布鲁塞尔,雷米特遇到了他的贵人——时任乌拉圭驻欧洲的外交官布埃罗。这个时候距离乌拉圭建国100周年(1925年)为时不远,而乌拉圭在这100年间不断与强邻巴西和阿根廷激烈杯葛,他们需要世界杯这个新生儿来为自己背书正名。布埃罗给雷米特开出的诱惑条件无法拒绝:所有参赛队的车船差旅费和日用花销,每人每天75美元,外加50美分的零用钱,全部由乌拉圭政府买单。

雷米特拿着这样的底牌继续游说欧洲,但仍旧无人喝彩。国际足联迟到1929年才通过决议,由乌拉圭举办1930年首届世界杯。还好乌拉圭人有足够的耐心,1930年对他们同样有价值:这是他们的宪法颁布100周年,他们修建了百年纪念球场迎接世界杯。

欧洲辜负了乌拉圭人。到了1930年只有4支球队甘愿坐上一个月的轮船慢慢悠悠抵达蒙得维的亚。

是哪4支呢?

法国和比利时,泛欧洲乃至泛世界主义的倡导者和他的跟班。

南斯拉夫,一个在一年前才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改为南斯拉夫王国的巴尔干新国家。罗马尼亚,一个在两年前才由4个地区合并而成的、又一个巴尔干民族国家。

不错,当时的欧洲,只有巴尔干的新国家在使用这个免费的国家行销活动。这届世界杯剩下的7支球队,全部来自美洲。最后烤蛋糕的师傅吃掉了最大一块蛋糕,乌拉圭如愿以偿夺取了首届世界杯的冠军。

长期以来,受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拉丁美洲诸国的独立时间几乎都在19世纪。但独立之后他们发现同样是在新大陆,他们却被当时以欧洲中心的世界有意无意地遗忘,是一块被“泯灭的大陆”。在一个有等级有南北差异的世界体系中,他们与二战后独立的亚非诸国后来者一样,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表达欲望,渴望着被聚焦、被正眼相看。足球这时就像上天赐予的一份及时雨,他们——包括巴西、阿根廷,牢牢抓住了这个礼物。他们不仅用足球表达他们的天赋,更体现了他们不逊色于他国的竞争精神、纪律性和适应能力。而这些均是一个强国公关必有的行销重点。

巴西的桑巴式足球只是其形,1950年在巴西举办的世界杯,巴西人原本打算重复一次乌拉圭——这个曾经被之吞并的东岸共和国——的东道主式的完美胜利,但就在家门口,就在他们仿照乌拉圭百年纪念球场修建的马拉卡纳球场(20万人),就在决赛上,他们被乌拉圭人12逆转胜利,一场好戏被破局,赛后有球迷饮弹自杀。但巴西人的饥饿感却愈发强烈,到了1958年瑞典世界杯他们隔洲夺杯,此后50余年来,他们成功地把足球与巴西划上等号,认识巴西,首先得认识足球,足球是巴西最好的公关产品,其次才是淡水河谷的铁矿石。时至今日,每年至少有2万巴西球员海外淘金,以城市为单元的职业化足球已强至无远弗届,但巴西球员为国勤王的忠诚仍令人惊叹——1998年世界杯前夕,罗马里奥因伤离队那一刻,如丧考妣的惨然泪下,至今回想仍令人动容。

阿根廷人相比反应要迟缓不少。一直迟到1978年,阿根廷人才在本土夺得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阿根廷的这次胜利,有一个被足球圈选择性遗忘的重要性:那就是使19763月以三军司令魏地拉、马塞拉和阿戈斯蒂为核心,发动武装政变推翻总统贝隆夫人(第三任贝隆夫人伊莎贝拉,而非著名的第二任贝隆夫人埃娃)而掌权的军政府,获得国际默认的合法化地位。

在这届世界杯上,阿根廷以60的争议比分在半决赛中战胜了秘鲁,凭借净胜球优势从巴西手中抢走与荷兰决战的机会。而这场60的胜利背后,是军政府为秘鲁球员提供每人5万美元、教练组15万美元的贿赂,以及给秘鲁政府3.5万吨粮食和5000万美元的贷款资金。

阿根廷人在决赛以31击败了荷兰,但这个冠军始终被认为是被“偷走的胜利”。同时,胜利也成为军政府助威的鼓点,第二年更强硬的加尔铁里将军出任军人执政委员会主席和陆军总司令。之后的故事就众所周知了:悍然发动马岛战争的加尔铁里因战败而辞职,1983年军政府垮台,政权交还给第一任民选总统阿方辛。

世界杯沦为政治的娼妓,魏地拉、加尔铁里之流却不是始作俑者。我们把目光回到欧洲。

1930年世界杯成为小国乌拉圭的礼物后,1934年世界杯很快被意大利大独裁者墨索里尼看中。在他来看,世界杯是一次绝佳的宣传“法西斯主义胜利”和“罗马大帝国”的机会。当时意大利的足球水平在欧洲只能算是中等,绝无夺冠的完全把握。但区区乌拉圭都能玩东道主式胜利,堂皇复兴的罗马大帝国又怎么可能输掉?于是一场改籍运动明目张胆开张了:意大利人从阿根廷挖过来三名球星:前锋奥尔西和瓜伊塔,以及在4年前代表阿根廷夺得世界杯亚军的蒙蒂。除此之外,墨索里尼还直接指派一名瑞典裁判执法了意大利队的半决赛和决赛,赛后国际足联取消了这名裁判的执法权,并规定以后东道主不能指定执法裁判。最终21,墨索里尼如愿以偿夺得第二届世界杯。4年之后在法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二战的战云密布整个欧洲,意大利人还在玩着卫冕的游戏。坦率说这次球队的实力比上届更强,但在决赛前夕,更衣室里的球员收到了元首的电报:“胜利必有厚奖,失利只有死路一条!”当意大利人42击败匈牙利卫冕后,匈牙利门将Szabó说:“我们只是输了一场比赛,但却救了一个球队人的命。

在故纸堆里寻找这些事迹,我们只是想看清楚,至少在二战之前,世界杯在欧洲并不能引发参与和共鸣。虽有两次意大利人的夺冠,但很清楚,这只是特殊时期法西斯政府的宣传手段,这种参与方式,毋宁说是对世界杯的亵渎与强奸。而这个时期的欧洲足球,依然是在城市俱乐部的滋润下,潜默成长。

 

欧洲对于国家队赛事的重视与参与,是在二战结束,欧盟兴起之时。

出生在洛林、一战时曾经担任过德军士官的罗伯特·舒曼,在1950年出任法国外交部长时,提出了著名的“舒曼计划”——以法国和西德的煤钢工业为基础,把西欧各国的煤钢工业部门联合起来,由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机构共同管理“联营”。这就是欧盟最早的雏形“煤铁联营体”。从煤铁联营到1958年《罗马条约》的欧洲共同体,到1991年《马约》成立的欧盟,其实是20世纪初叶,欧洲社民党人提出的“建立欧洲共和国联邦”的践行。

但时至今日,欧盟远还没有达到共和国联邦的那种高度统一的程度,其背后一股势大的逆流,是欧洲民族国家对其主权、文化等独特性有可能丧失的深重担忧。欧盟的发展方向,或早或晚,都是要建立一个超国家性的大联邦,但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欧洲国家业已形成的不同文化观和多元的价值观,它们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而这些文化特性,恰好是欧洲民族主义的核心。20056月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都否定了《欧盟宪法条约》,占60%的反对者最根本的顾虑就是“国家特性可能会被慢慢蚕食”。

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是欧盟将会面对的长期内困。欧洲人想调和这个问题。他们想既要有欧洲人的身份,又不能破坏民族国家的身份。但欧洲是抽象的,民族国家是真实的。真实的民族国家,需要共同的记忆体,这个时候,足球,国家队的足球,就浮现出来,成为了国家特性最好的代言人。而这种代言的开始,是欧洲杯的建立。

欧洲杯的起源远比世界杯要晚,甚至欧足联也是1954年才成立,法国人,又是这些满脑子“欧洲情结”的法国人——首任欧足联秘书长德劳内倡导建立欧洲间国家队自己的比赛。时间是1958年开始预赛,1960决出了首个冠军前苏联。而南美同样的泛洲际赛事,却早在1916年就已开始。

与世界杯的初期异曲同工,早期欧洲杯上的风云球队却是柏林墙东边的前社会主义国家。19601980年二十年期间5届欧洲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诸强们11次进入四强,每届均有两支,首届的前三强是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前捷克斯洛伐克也夺得了1980年的冠军。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翻遍我们的足球历史书,发现足球也一样是政治通过体育途径的延续。冷战在欧洲僵持了45年并没有演变成热战,但看不见的战火却是在足球场上飘散开。

并非欧洲人此刻还在刻意冷淡国家队赛事,完全是因为有更早起的人,早早占领了“宣传的阵地和舞台。”

回到二战后的世界杯。

1954年的西德人创造的“伯尔尼奇迹”,包裹其中的内涵颇为复杂。之前的世界杯德国被禁止参赛,因为耻辱的纳粹和战败。德国人在伯尔尼的确制造了奇迹,不仅在下半场下起了他们期盼的大雨(老天也在帮助他们),而且他们在02落后下反扳3球(有调查说他们中场休息时注射了违禁药物)。德国人成为第一支非种子队夺冠的球队,而他们的决赛对手是当时无敌的匈牙利。这空前绝后胜利,着实把一出悲情剧演成了励志剧——对二战后消沉的国民士气的提高,重塑英雄精神,也给战争留下的精神伤口疗伤。

这届世界杯不属于世界,而只属于德国人。和那些把世界杯视为国家形象的公关与营销不同,德国借世界杯打了一场精神场上的胜利,他让自己提神醒脑,并未对世界杯或他国带来负面的影响。而德国此后爱死了足球,遂成为世界杯和欧洲杯决赛的常客。

伯尔尼奇迹至少给了欧洲人一个启发,那就是可以通过世界杯来完成一次民族国家认同的精神之旅。而在欧洲一体化和冷战的社会背景下,欧洲足球界开始领悟到世界杯、欧洲杯的用处。

伯尔尼奇迹和首届欧洲杯的举行,是欧洲普遍认同国家队赛事的开始。对欧洲球员来说,除了对城市俱乐部的效忠之外,他们需要面对日益频繁的国家队赛事,完成对国家的效忠。

但迄今为止,在城市足球与国家足球之间双重效忠的矛盾,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潜在矛盾。世界杯的冠军常客是巴西、阿根廷、德国和意大利。而城市足球最发达的英格兰和西班牙,他们的世界杯成绩惨不忍睹。与那些誓死效忠国家队的南美球员不同。欧洲球员对国家队的态度颇有消极之处,入选国家队参加比赛,更像是农民在农闲时候,抽时间完成国家安排的徭役。精神投入程度究竟有多高,实在得打上问号。

不客气说,今天的世界杯其实越来越保守难看,近5届决赛,有3届靠点球决出胜负。抛开淘汰赛的赛制不说,球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服徭役心态,就是其顽症。

欧洲球员但凡过了30岁后,许多会主动选择退出国家队,理由众口一词:需要把有限的精力,投身到无限的俱乐部比赛中去。为国家该尽的义务我已经完成,机会留给年轻人吧。

2006年世界杯欧文在世界杯上的受伤,直接导致纽卡斯尔起诉国际足联,要求为之赔偿。理由也很充分,为国勤王可以,但损失不能让俱乐部一家吞下。最终官司以国际足联赔偿100万英镑告结。

本届世界杯,国家足联将拿出4000万美元,对参赛球员的俱乐部进行补贴。俱乐部每贡献一名国家队球员,将获得每天1600美元的补贴。

但金钱并不能消解城市足球与国家足球之间对抗的张力,足球的城市化内核从诞生初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相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城市足球的未来空间是在膨胀涨大而非缩小。

而根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精神内涵的世界杯,在未来的发展却很不清晰。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从理论兴起到实践,迄今也不到200年,世界杯的兴盛也不过是最近50年的事,这样的时间段点,在历史中从来是白马过隙。未来某一天,或许我们可能看到世界杯永远落幕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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